彭臨桂
自由譯者，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。譯有《聖母峰上的情書》、《莉西的故事》、《完美嫌犯》、《遺忘效應》等。喜愛閱讀、音樂、攝影。
無論你是什麼人或來自何處，生活於世，幸而生存，
但我們，僅僅是倖存卻無力改變之人
國際知名華裔作家歐大旭，撼動人心大作。
入圍2020 Los Angeles Times Book Prize決選
「妳要我談人生，不過我談的只有失敗。」
我們不被當作真正的人，我們的名字從來不會被記得，
只能想辦法活著，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命運。
自小生長於馬來西亞漁村的阿福，早已習慣自己的卑微身世，安於千篇一律的生活。他的父親、祖父，以及身邊所有的男人都是漁夫，他們的命運任由環境擺布，每天面對潮汐與暴風雨，活著已是上天賜福。在別人眼中，阿福來自悲慘的底層，無論如何力爭上游，人生都已經毫無選擇。
直到有一天，阿福成了殺人案的主謀。人們懷疑他不是絕望就是瘋狂，但來自美國的社會學博士譚素敏，卻對阿福的生命產生了好奇，並以訪談之名，想要記錄下自己未能經歷的人生際遇。在一次次對談中，阿福陳述起自身記憶，也包括不時浮現的自我懷疑。而他的娓娓道來，逐漸暴露出兩人階級的距離，與相互理解之不易。看似平和的對話，竟是隱含著拉扯的張力，成為了另一種的對抗與質疑。
《倖存者，如我們》是歐大旭又一凝視現實的深沉之作，如此優雅又如此哀傷，描繪了邊緣人社會中的掙扎與遊蕩，更迫使讀者反思權力、種族和階級。遭受種種苦痛的倖存之人，究竟能否在絕望中找到希望之光？
《倖存者，如我們》看似是一個殺人犯對著年輕的（而且和他出身完全不同的）研究者陳述「他的世界」、「他的記憶」，但也不妨視為一種申訴、抵抗、重述。因為「我所經歷的不是法律所能判明的」，「我所經歷的不是妳這樣階層的人所能理解的」。歐大旭寫的不是知識分子，他也不是用一種俯視的角度，以知識分子的觀點在看這些他筆下的角色。他很像在自己對自己的寫作者身分做出質詢：即使和他們對話了，你真的能「筆代他心」嗎？──吳明益
梁孫傑（學者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與英語學系合聘教授）
高天恩（學者／中華民國筆會理事）
讓我們從書名 We, the Survivors 開始談起。
歐大旭選擇如此的書名，強烈反映出小說中馬來西亞底層華裔老百姓，面對全球化資本流動的跨國移工問題和社會殘酷的現實生活，所體現的茫然無助和困頓失所。對自我身分的認同，不是以國族和血統作為訴求，也並非以道德規範來標示精神高度，而是以平鋪直敘的筆法，描述一次次的災難後僥倖存活下來的社會現狀。
「倖存」二字，毫無懸念揭示災難所造成無遠弗屆的龐大破壞，已完全抹滅渺小蟻民（如書中阿福這樣的人民）所能抗拒、扭轉、或躲避厄運的任何機會，另一方面，更加殘酷地說明，這些蟻民之所以活了下來，並不是靠他們自己的努力和奮鬥，事實上跟他們一丁點關係都沒有，而是在某種隨機或然率的運氣之下，他們這一「回合」沒死罷了。這也是為甚麼書名以同位語的方式呈現we和survivors的關係；原來聯繫他們的are，或是哈姆雷特口中的To be, or not to be，或是海德格思索的存有（Being），在歐大旭這本小說中，已經從像阿福這等蟻民的身上強行被剝離開來，他們不再存有，只是倖存而已。
彭臨桂將書名翻譯為「倖存者，如我們」，不只呼應原文（Tash Aw, We, The Survivors. , 2019）的結構，同時也強調了存有的缺席。這種貼近原作精神的翻譯態度，大致貫穿整本譯文，折射歐大旭意欲傳達的要旨。
以敘述風格為例，阿福提到暴風雨肆虐後漂浮在河流中奇形怪狀的大小樹幹，看起來像大人嚇唬小孩的《西遊記》玄幻怪獸，「不過，沒人會嚴肅看待，連小孩也是──哪個小孩真會相信有九顆頭的蟲子（4-headed bug）？」。
此處的怪獸應該是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的入贅女婿，人稱九頭駙馬的九頭蟲妖。由於這是以小孩為主的敘述，歐大旭僅以童趣的口吻稱呼此妖怪為4-headed bug，彭臨桂直接譯成「九顆頭的蟲子」，而非西遊原典的九頭駙馬或九頭蟲妖，除了保留原文特意營造的模糊空間之外，並且強化不會有小孩會相信天下真有「九顆頭的蟲子」的現實狀況……（節錄）